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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从考古学视角深化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研究
2021-10-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29日第2276期 编辑:刘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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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习大大总书记多次谈及中华优秀传统学问。2014年12月20日,习大大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有着“几千年历史”,可谓不断裂的文明史;二是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18年8月21—22日,习大大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中华民族的学问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大家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学问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学问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学问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考古学是以物质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历史研究中,考古学通过“透物见人”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作用。这样提炼出来的科学成果,更容易为大众理解和认同,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得到科学而通俗的阐释,“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自然史和人类史互相制约

  考古学对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引导,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以有历史信度的物化载体为对象,探寻中华优秀传统学问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真谛。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类历史时,十分重视物质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绝不是简单的比喻,他强调的是工具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在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过程中,大家认识到,对其物化载体的时空确认至关重要。我认为,“中华民族”并非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是凝聚了“国族”即“中国”意义,这是政治学概念。其基础是国民的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思想基础,其物化载体是“家”与“国”的空间结构,折射出“中”与“中和”的学问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历史久远,特别是对其发展初期即史前时期或原史时代(proto-history)的研究,因史料匮乏,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诸多局限性。百年来,通过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普及深化,极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与“辩证性”。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大家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然而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人们还生存下去,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着。”

  以往的历史科学更多的是对“人类史”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史”的研究,更没有将二者作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加以研究。现代考古学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将“人类史”和“自然史”结合起来,使历史科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活动的基础加以研究。

  国家学问认同最为重要

  从历史科学的时空角度分析,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不属于区域学问,也不同于特定时代、特定王朝或其他政体的历史学问,更不属于某个具体的“族属学问”。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体”学问,其本质是国家学问。国家通过国民对“国家学问”的认同,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国家历史学问延续。在所有学问认同中,国家学问认同是核心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属于“形而上”的,考古学可以通过对其物化载体的发现、研究和解读,使之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东西。大家在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考古学研究中,遵照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为基础、从物质到精神的研究路径,以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作为切入点。此处的“文明”是相对于其前的“蒙昧”与“野蛮”时代而言的,后二者是尚未进入国家的“原始社会”。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据此,可以说,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就是中国五千多年延续不断的国家历史。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经历了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诸王朝。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族属的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坚守着同一国家学问理念,这就是“国家认同”。这种基于“国家认同”之上的“国家学问”,就是中华优秀传统学问。

  考古学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研究,主要以国家形成的核心要素为切入点。考古学视域下的国家核心要素是管理国家的平台——都城、礼制建筑以及“若都邑”的帝王陵墓。这些物化载体反映了国家政治学问的“中”与“中和”理念。

  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

  古代都城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学问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其考古学物化载体主要有都城选址(择中建都、择中建宫),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以大朝正殿为中心形成的“左祖右社”布局,以及中央政府层面的宫殿、官署、武库、宗庙、社稷空间位置分布、个体建筑平面布局及其出土遗物等。据此,大家通过对古代都城及其遗存的考古研究,可以探明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中”与“中和”传承,再现国家认同的政治理念之深化、强化。

  “中”相对“四方”而言,显示的是“中”之“权威”与“中正”“公允”“凝聚”。“国”以“中”为贵,“择中”“居中”观念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治国理念、“家国”规范。

  考古发现的夏代早中晚期都邑城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的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等,周代都城成周、王城遗址均在洛阳。东汉、魏晋、北魏与隋唐宋均建都于“大中原”。宋王朝之后,金元明清徙都北京之始,海陵王则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大金王朝都城名称即为“中都”。这就是说,“天地之中”的具体地点可以不同,但其理念不能改变。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其实质就是“中和”,即“四方”“和”于“中”。

  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四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着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的至高与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不偏不倚之“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

  作为都城与宫城代表性建筑的都城城门与宫门,形成“一门三道”规制,都城之中的道路实行“一道三途”制度。这些制度把“中”的理念进一步扩大与深化,从而使“中”成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生命力最强的学问基因。

  “中和”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在都城“四面辟门”、都城之“宫城居中”与宫城“四面辟门”。考古发现,汉唐长安城、汉魏隋唐洛阳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其都城和宫城的四面均辟有城门。这是“中和”之“和”理念的佐证。在以上诸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宫城之大朝正殿“居中”“居高”“居前”,则突出了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具有“至高”“至尊”地位。这又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与国家“大一统”的理念保障。

  深化国家认同理念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呈现的“中和”观念,之所以被称为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就因为它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中被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所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可以佐证这一历史。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进一步发展后,徙都“天地之中”洛阳,继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布局形制,营建北魏洛阳城,使都城的“中和”观念更为深化,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轴线”,弘扬了先秦、汉魏都城的宫门门阙形制。考古发现的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的布局形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至明清北京城午门形制仍与之一脉相承。中古时代以后,北方族群女真、蒙古先后入主内地,建立了金、元、清王朝。他们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与“中和”的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出的“中”与“中和”理念,也见于中华历史学问的早期文献记载。例如,《左传》记载:“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老子》载:“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管子·度地篇》记载“天子中而处”。《荀子·大略》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礼记·中庸》亦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提出:“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

  “中和”也就是“多元一体”,“一体”为“中”,“多元”是“和”,“一体”是核心。就政治学问而言,“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学问认同”。“中和”之“中”的国家“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基因。

  不同学问应该互相敬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从食物中采用鱼类……与使用火开始”,高级阶段“是从弓矢的发明开始的……弓矢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及枪炮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从陶器的应用开始的”,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家畜驯养开始的,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及建筑上使用干砖与石头开始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熔炼开始,并因文字的发明与它的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转入文明时代”。对照恩格斯的上述著名论断,中国考古工编辑在探讨中华远古历史学问和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古代历史概括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这恰恰与中国史学界所说的原始社会、夏商周奴隶社会、秦汉及以后的封建社会相对应。这些实证性科学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真谛。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学问基因,亦谓“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东亚大地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必然。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人类学问差异指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从自然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考察学问现象的唯物主义原则。这为不同地区的学问应该互相敬重提供了科学支撑。

  (编辑系澳门十三地新娱乐场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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