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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在中国——以知网数据库分析为中心
2021-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21日第2270期 编辑:朝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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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是与“书写传统”(literacy)经常并置的概念。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就是口头传统发生和演进的历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口头传统与文学关系紧密。粗略地说,文学包括历史悠久且延续至今的民间口头文学和书写技术发展起来后出现的人文书面文学这两大部分。在东方和西方的学问传统中,口头传统长期居于文明赓续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源头。

  口头传统作为媒介的使用历史悠久,但作为现代学术对象的历史则很短。有学者认为,口头传统的研究肇始于格林兄弟和赫德尔等人对民歌的采集和研究。随后,学问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如拉德洛夫在中亚地区的调查采集成果,令学界对口头传统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 or Parry-Lord Theory)的开创者帕里和洛德关于南斯拉夫民间诗歌的研究,以及随后关于在欧美学界展开的关于“口头性”(orality)与“书写性”(literacy)的讨论,令作为学术范畴的口头传统逐渐成型。1986年《口头传统》在美国创刊,标志着“口头传统”这个新的人文学术领域正式出现。

  中国对民间口头传统现象的关注可谓历史悠久。以《诗经》为开端,后面的汉代乐府、明代民歌、清代《粤风》等,都是文学史上突出的现象或事件。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和“歌谣运动”开始,民间诗性智慧才再次得到学界的关注。至于明确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建设的努力,则在20世纪90年代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之后才初具规模。

  用数据说话更能看清“口头传统”在中国学界的发展态势和脉络。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用“口头传统” “oral tradition”“oral traditions”作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符合一个新常识点被引进后经历推介、生长、在地化的发展历程。

  学术论文从1987年全年1篇,到2019年的82篇,经历了从少到多、由点到面的发展历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长久准备于2003年发布了《保护非物质学问遗产公约》。起初,为了强调口头传统在其中的重要性,叫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后来虽然统一称作“非物质学问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去掉了“口头的”一词,但口头传统的统领地位并没有降低,仍然排在非物质学问遗产范围的五大类中的第一类,同时统摄和承载其他四大类非物质学问遗产,成为无可替代的核心要素。

  在关于口头传统的学术推进中,有几个方面的成果需要分类考量。

  如果大家将学术性产出和宣传性先容类文字加以区分,则学位论文是从2003年才开始出现以口头传统为主题的,报纸文章和会议论文也基本上是同期开始出现的,反映了学术活动对新形势的呼应,以及资讯媒体对重要事件和新鲜事物的及时反映。从总的方面看,期刊论文在口头传统研究的推进方面,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从期刊来源分布情况看,有714篇文章发表在329种刊物上,说明对众多学科和领域都有覆盖。

  在学科分布上,可以看到口头传统对不同学科的影响情况是不同的。按照学科分布,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学问、音乐舞蹈、文艺理论等学科,排名诸学科的前五名,而且占据了超过六成的份额。若是把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和文艺理论归并为文学学科,则文学学科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个学科分布的局面与国外的情况大致相同。在西欧和北美,口头传统虽然与众多学科有关联,但支撑性的学科还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学科。

  以上是关于口头传统作为一个人文学术领域,进入中国后的局部发展情况。下面将从内容角度稍做勾勒。

  在知网上的这些文章,粗略说来,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口头传统作为一个学术论域的先容性文字,以朝戈金、刘宗迪、尹虎彬、巴莫曲布嫫2003年在《读书》上刊发的《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等四篇文章最有代表性。其他一些报刊文章在普及口头传统的内涵和特征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部分是翻译成果。新概念、新方法和新论域的引进,一般是从译介开始。开风气之先的是《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王靖献著,谢谦译,1990)。《民族文学研究》于2000年刊发了增刊“口头传统专辑”,邀请约翰·弗里作该期增刊的特邀主编,遴选了北美口头传统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章节,汉译发表,该增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大约同时开始出现译作,最有影响的是《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约翰·弗里著,朝戈金译,2000)、《故事的歌手》(阿尔伯特·洛德著,尹虎彬译,2004)、《荷马诸问题》(格雷戈里·纳吉著,巴莫曲布嫫译,2008)、《口语学问与书面学问:语词的技术化》(沃尔特·翁著,何道宽译,2008)等的出版。这些翻译成果在深度思考口头传统方面,提供了深具学理思考的样板,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关于口头传统的在地化实践和推进方面。口头传统作为新概念进入中国,催生了诸多学术生长点。例如,推动了对民间文学主要特征认识的深化,乃至引发了范式的转换。在口传史诗研究方面引发范式转换并影响到其他民间文类研究的,有《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2000)、《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尹虎彬,2002),以及巴莫曲布嫫、刘宗迪等人的若干被广泛引证和借鉴的论文。口头传统作为方法,逐渐在歌谣、曲艺、民间美术、民族音乐、中国古典文学、诗学理论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族别文学研究上,尤其是诸少数民族族别语词艺术研究等方面,成为引领潮流的方法。民间小戏、西北花儿、陕北说书、苗族古歌、白族白曲、苏州评弹、信天游、女书、宝卷等,都被运用口头传统方法的学者进行了重新阐释和解读。口头传统与舞蹈、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相伴而生,常常结合成为复合形态的艺术。由是,口头传统的方法在适用性方面获得拓展。

  中国学者在口头传统学理的烛照下,立足极为丰富多样的中国各民族口头传统资料,推进和丰富了其理论体系。首先是资料学建设方面取得了罕有其匹的成果。在文本化规程(科学记录和誊写)、资料库建设(数字化存储)、数据库标准厘定(元数据标准制定)、高标准样本采样(“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环节,都做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准。其次是理论精细化方面:关于演述文本“格式化”和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要素的总结、关于“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多级程式意象”的归纳、“书写型传承人”的认定、演述活动“逆生长”的实验、口头与书面互动的描摹等,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学者对口头传统的贡献。

  应当说,口头传统在中国的发展,是与国际上的发展同步的。从口头程式理论面世以来,其影响已经辐射到接近200种语言传统中。在今天的国际学术语境中,关注文献的同时不关注口头传统,是迂腐和脱离时代进步的。

  (编辑系澳门十三地新娱乐场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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